郭化若先是说：“我从刘小雅同志那里了解了你的一些情况，不过，有些问题还是要征求本人的意见比较好。从政策上来说，我们不会把你关押、审判或枪毙，如果你愿意，可以随时到后勤那里领取路费回家。但仗刚打完，伤病员很多，正是需要医生的时候。小刘同志说你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医生，抗战时就在一线抢救伤员，今天你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在眼里，伤员们对你的评价都非常好。你对自己以后的生活是怎样打算的？无论是想回家还是留下来，我们都非常理解、非常支持。”
阮静秋沉默了一会儿，回答：“我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家里没有其他的亲人，我不知道还能回哪里去。可是，首长，我真的可以留下来吗？我是从你们的敌人中来的，在我走进这里的野战医院的几天前，我还属于那个使用毒气弹伤害他们的旧军队、旧战线。”她的声音开始发抖，“当年我没有选择参加红军，而是去了国民党的军队，并不是因为我不明白共产主义的好，而是我贪生怕死，害怕困难、害怕牺牲。从这点来说，我其实是一个投机分子，一个软弱的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者，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郭化若认真地听完了她的剖白，却忽然笑了起来：“我和陶司令今日一直说着‘奇怪’，你这位医生不但会唱红军的歌，竟然还懂得这些‘主义’和‘分子’的区别。”而后，他收敛了笑意，正色道：“既然你懂得这些，那么也应该知道，这场战争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消灭敌人，还有推翻旧制度、改造旧思想，以及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他又笑道：“在我看来，这条正确的道路一直都在这里。一些人短暂地来过，并留下了光辉的印记；一些人则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更多的人则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由于不同的契机选择加入了这条道路，于是我们才拥有了如今这样强大的队伍和力量。那么，小阮同志，我想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加入都来得及。”
阮静秋站起身，向他敬了个礼：“谢谢首长。”
郭化若笑着对她招手：“你坐、你坐。还有一件事，是关于邱清泉的。我们在战壕里发现你的时候，邱清泉恰好和你挨在一起。野司首长们对这件事也很关心，因此要我来问问，当时究竟是什么情况？是你向他开的枪吗？”
阮静秋犹豫了片刻，心中飞快思索：窗台的那份报纸上已经写明，邱清泉是在突围过程中中弹身亡。这个消息已经传达给了各部队，战士们都已相信了他被击毙这一“事实”。作为他们眼中的敌军首脑，在仓皇脱逃过程中被击毙，是一种既符合情理、也适合宣传的判断，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对郭化若表明邱清泉是自戕殉职，恐怕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反倒显得她与过去的界限不明确、不彻底，竟还试图与南京统一口径，试图将一个罪大恶极的战犯塑造成多么高大的英雄形象。她知道邱清泉本人并不那么在乎这些，打从将那两根金条塞给她，或者比那更早的时候起，他就想好了自己的结局，对身后的所有指指点点都无惧无悔。是自杀或是被杀，是英雄或是罪犯，他在九泉之下听来只会大笑三声、拂袖而去，再不屑于纠缠这些虚无缥缈的声名。当时在场的副官们不知逃到了哪里，这意味着这件事注定不可能获得“公断”，双方注定将为此各执一词。于是她回答：“我不太清楚。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中了枪，浑身都是血。我扶着他走了一截，就掉进了战壕里头，再醒来就到这里了。”
郭化若追问了一句：“那么你为什么一直不肯开口呢？”
阮静秋哽了一下，低下头说：“首长，他毕竟是我的老长官。我知道这话不对，我不该站在过去的立场上为自己辩解，可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他救过我很多次，我欠他很多很多的情。我从国外留学回来，正赶上南京沦陷、武汉危急，路上被抢光了盘缠，若没有他捡我走，我已经饿死在了长江边上。后来昆仑关大战，也是他冒着日本人的枪林弹雨救下了我。再后来，我为了给病重的家人找药而被地痞流氓纠缠，又是他出面赶走了那些无赖；甚至就在几天前，就在陈官庄的包围圈里，他还又救过我一回。论道理，他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死不足惜的人民的敌人，可作为一个有感情的人，我不能只讲道理，而对之前的所有经历都忽略不计。大家正在为胜利欢呼庆祝，我却在为朋友的死而难过伤心，这当然并不矛盾，只是……只是我不应该要求别人和我一起难过，又无法假装高兴而加入到欢呼的队伍里。”
郭化若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
阮静秋又说：“首长，我还有个请求。或许我并没有提什么请求的立场，可话已经说出口了，只盼着能有一些商量的余地。”
郭化若应道：“你说说看。”
阮静秋道：“能不能由我出面，找个地方安葬了他？费用自然是由我来出，野司首长那里如果问起，我愿意去当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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