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她仍站在湖边，当轿车终于驶出她的视线，连引擎声也远得听不见了的时候，一片枯黄的树叶恰好落在了她肩上。她想起了一句诗，于是自言自语般地念道：“明年芳草绿，故人不同看。”
这一别山长水远，不知何时再见、不知能否再见。
转天她乘机飞返徐州，锦州那时已胜利解放了。长春守军随即先后起义投诚，郑洞国也如历史记载的那样放下了武器，最终促成了长春的和平解放。
沈阳人人自危，黑山、大虎山一线胶着不下，廖耀湘和他的机械化部队就此被困在了河网密布的辽西平原上。二十六日夜间，位于胡家窝棚的九兵团指挥所外响起了枪声，且兵团司令部与各军之间都失去了联络，连辖下的一个师也要不到。彼时他已熬了不知多少个昼夜，桌上的餐食从早放到了晚，已冻得像铁疙瘩一样。卫士们听见声响，连忙来叫他转移，个个神色惶恐不安，好像下一刻他就要性命不保。
“慌什么？”他低喝，“共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语罢拂开众人或回护或搀扶的手臂，依旧军容齐整地走出这间破旧的民房。星星点点的火光转瞬已成燎原之势，他平静地注视着步步逼近的火光、聆听着近在咫尺的枪响，短暂地想起了一些过去的人和事：南京城里死去的人们、昆仑关上胜利的号角、野人山中累累的白骨，还有戴安澜永远定格在黑白相片上的微笑。
他依然是不后悔的，但他忽然想道，要是自己也死在了抗日的路上，那该多好。
后来——正像许多影片曾演绎的那样，部队陷入混乱，人人争相奔逃。杜聿明乘飞机在上空绝望地见证了第九兵团穷途末路的时刻，廖耀湘则换了一身农民的装扮，打算设法逃回沈阳。路上，他与新六军军长李涛和副官卫士先后在炮火中失散，途经某个村庄的时候，附近巡逻的战士叫住了他。
他怀中揣着一把手枪，子弹已经上膛，时间足够他用来结果自己，守住所谓军人的气节和对校长的忠诚。但他在那一刻犹豫了，他想起自己答应过某人要珍重性命，想起自己承诺过有话要在战后对她讲，想起她编织的那条平安结还收在贴身的地方。那条络子是那样的精巧，它不该因他而染上血污。
他放弃了，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们此时一拥而上，举着步枪刺刀将他团团围在中央。“俺家就是东北的，”其中一个战士说道，“农民走路才不像你这样！老实交代，你是谁，干什么的！”
出人意料地，这个问题竟然让他感到释然。他总算不必躲躲藏藏，总算不必装聋扮哑，过去的一切在今日都结束了。他摘下破旧的棉帽，戴上金丝眼镜，回答：“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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