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静秋淡淡地：“既然是合作关系，你我还是在商言商的好。药什么时候能送来？”
钱公子回答：“今晚日落之前，保证送药上门——这可是我最大的诚意了。倒是你打算什么时候搬来钱家？”
阮静秋想说至少等老爷子好一些再搬，还未开口却已被他打断：“这么说，你指望着我做冤大头，一面等你拖延时间，一面白白花钱给你买药治病？”语罢探身向前，抓住了她的手腕：“明天一早，车子停在一条街外等你。要是敢消失——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
阮静秋瞪着他，使劲挣开了他的手：“你最好也说到做到！”
钱公子总归还有点生意人的信誉，一支链霉素果然在当天下午送到家中。阮家父母吃惊万分，为这支药的来路向她很是刨根问底了一番，阮静秋也为此编了一个故事，说是自己当年曾在法国对一位同胞出手相助，对方感念她的恩情，回国后几经辗转取得了联络，主动为她送来了救命的药。她绘声绘色地讲着故事，同时忙乱地收拾行囊，说那位朋友明日就要抵达上海，她打算一早乘车去当面道谢，并和他商量后续的办法。
母亲不疑有他，高兴得泪水涟涟，把她平日不肯信的那些仙神全都拜了一遍。父亲看上去将信将疑，幸好她当军医这些年练就了过硬的心态，没在他的连番追问下露出破绽。时间转眼间入夜，想起明日一早就要去钱家做这个合同里写就的“钱夫人”，阮静秋预感到自己这一晚多半又要彻夜难眠了。
受限于近来一连串的状况与隐瞒父母的必要，她至今还没找到机会向沈阳司令部发辞职信，给张主任的那封电报也还没有回音传来。夜晚似乎总会让人感到更多无端的失落，她起先想，自己这下可是辜负了廖军长的信任，他和郑长官千挑万选要把杜先生的保健工作托付给她，谁曾想她就这样半途而废，不声不响地从沈阳溜走了，她本该也向他去一封告罪的书信。接着她又想，时间总比人们所以为的要过得快很多，再过几年，就连这些长官们的命运也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送了命、有的改弦更张，还有的则要做很久很久的阶下囚。不知钱家那时候会落到怎样的境地，不知作为“钱夫人”的自己到时又将面临着什么，她预测不了自己的未来，只知道她已为当下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转天清早，父母都还未起，她拎着行李悄悄出门。这也是那位钱公子的要求之一，按他所说的，就算不把仪式搞得大张旗鼓，钱老夫人那里却是糊弄不过去的，她务必要早早到钱家收拾装扮，配合他演一场大戏才行。司机依约等在一条街以外的地方，阮静秋向他走去的时候，他倚在车门边打着哈欠，正从一只印有骆驼图案的烟盒里摸出了一支香烟。她难以自制地盯着那只烟盒看，司机不解她的目光，也向她递来一支烟：“是少爷赏的，说是美国兵才抽得起的好烟。”
阮静秋回过神，摇摇头道：“不用了。”
她坐在豪华轿车的后座，看窗外的南京城在静谧中醒来，不知怎么想起了第一次见到杜聿明时的情景。那是民国二十七年——即一九三八年初的事情，这具身体在那时其实还没满十六岁，又因为接连奔波及劳累，非但脸色黑黄得怕人，手脚更是都干瘦得如同麻杆一般。张秋对此有心而无力，即便她把自己在现代生活三十年所练就的口舌都用上了，征兵登记的军官们还是不肯留下她；她说自己是邱清泉和廖耀湘介绍来的，那群人更是只当听笑话，谁也没有要替她通报的打算。她千辛万苦从武汉跑来湘潭，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再走回头路，他们不肯留她，她就径直坐在了院门前，一面借此表达自己从军报效的决心，一面借机等待他俩出现。一队队士兵和一辆辆汽车从她身旁经过，她从白天一直坐到黑夜，正在快要睡着的时候，有辆吉普车停了下来，从车里出来两个军官走向她。
她迷迷糊糊地抬起头，先从这两人中认出了邱清泉。他有意逗她似的，眼见她这样狼狈，却凑到她面前来，摸出了支骆驼牌香烟要递给她：“要不要来一支，暖和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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