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慢慢地走过来，在她身旁略停了停，抬眼望向她的面孔。她垂着眼睛，忽然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好像已经高过了他一些——又或者是他与年轻时候相比，背脊越发弯了很多。
“回家吧，”他最后说，“家里留了饭。”
南京的这间老房也租出去了一半用于贴补，余下供家中四口人生活的地方大约只剩十几平方。老爷子住在里屋，父亲每晚在他床边打地铺方便照料；母亲则和她一起睡在起居室里，桌椅拼在一起，再铺一层被褥，就是一张双人床。像小时候一样，母亲搂她在怀里，一下一下轻轻拍着她的背，可她迟迟没有睡着。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她忍着眼泪问，“我应该早早回来帮你们照顾爷爷。”
母亲说：“因为你爷爷说，小秋在军队里做医生，是有功于国家和人民的大好事。她多做一天、多救一个士兵，他们就能在战场上多打一个鬼子。与打鬼子相比，我们家的事，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可他并不知道的是，鬼子半年多前就已经被赶走了，她现在每救一位士兵，都意味着他们将出现在与同胞骨肉相残的战场上。她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低下头，把脑袋深深埋进母亲的怀里。
之后两日，她在几家医院或诊所奔走了一圈，所得到的答复和父母的说法大差不离，对方要么直截了当地说没有药，要么暗中指点她到黑市寻访。她和其中一个药贩子见了面，时隔一月，链霉素的价格已经又翻了一倍还多。
“我这么和你说，”那人说话时斜着眼睛打量她，“只要一打仗，药就是和黄金一样的硬通货，找谁讲情也不可能白送给你。来钱快的法子倒是多得很，从我这里介绍，每单只抽三个点儿，整个南京城再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了。”
他把一张名片放在桌上推给她。阮静秋连看一眼都觉得反胃，铁青着脸回答：“不劳费心。”
她也尝试过联络以前在法国的同窗之类，但对方要么早搬了家，要么推说事情忙没空见她。求人帮忙自然是要碰钉子、看脸色，她倒没有因此而感到多么委屈，只是越发焦急——几日奔波下来，找药的事一点进展也没有，但祖父的病情却不等人，这几日晚间已咳得连续见了血。附近的邻居们悄悄劝母亲早日准备老爷子的身后事，父亲则拨弄着他余下那点早就受潮变质的烟叶，每日有一半时间坐在门槛上默默地叹气。
这天傍晚，她仍旧一无所获地回来，远远望见个一身白西装的公子哥儿正在家门前，似乎和父亲说着什么，旁边停着辆豪华座驾。见她回来了，公子哥转向她，貌似很和蔼地对她招了招手：“是阮妹妹吧？我姓钱，我们两家是故交。小时候我还推你荡过秋千呢！”
此时的阮静秋自然半点也没可能记得这号人物，但出于礼貌还是暂且应声：“钱先生好。”说着话，她快速地打量他，这位钱公子人如其名，衣服与汽车皆富贵得流油，只是他站着的姿态就有些太不端正，西服马甲的纽扣也系得歪歪斜斜。至于其他，她通常不愿意拿香水的品味和头发的造型为别人下定论，但也实在说不出夸赞的话来，只好尴尬地一笑。
钱公子接着说：“阮妹妹回来得正好，我正和伯父谈一些合作的意向。钱家很念旧情，我母亲一听说老爷子病了，就立刻要我过来探望，合作自然也是有诚意的。阮妹妹不如也听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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