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这样，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三位教授与他们的夫人，在一路上也受到多方的刁难，差点沒有在渝城机场被扣下，当时甚至闹到抗联的接运人员和警卫人员，差点沒有和机场的警卫部队动枪的地步。
虽然最后虽说勉强上了飞机，但三位教授所有携带的书籍和衣物都以违禁物为借口全部被扣在了渝城机场，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这几位教授和他们的家人，可以说赤手空拳來的东北。
从渝城到东北这一路的飞行，如果不是抗联和延安方面派出的人员悉心照顾，以及早早的便在飞机上配备了医生和药品，连必备的急救药都被抢走的几位夫人，甚至根本就到不了东北，尤其是身体最弱的吴大猷夫人，差一点就病逝在半路之上，面对某些方面的如此刁难，一生倔强的周培源先生，在机场当即落泪。
从几个教授为了治疗自己夫人的肺病，來到东北尚且如此的困难，更别说西南联大整个迁移到东北來，而等到了哈尔滨之后，叶企孙教授才知道，相比几位先生的遭遇，西北联大的几位教授的遭遇更加严重。
那几位准备途径兰州、疆省，转到苏联的教授以及西北联大理学院和工学院毕业的一百多学生，在兰州便被扣了下來，尽管苏联领事馆，以及学校方面多次的交涉，却始终未能被释放，直到现在还在兰州陆军监狱里面关押着，还有为数不少的学子和教师在跨越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时，大部分都被扣留过，甚至逮捕并被秘密处决。
如此大规模的动员关内教授、讲师、以及学生去延安，或是途径其他地方转到东北，以国民政斧对这些大学的监控程度來说，不是一点察觉沒有，在很多的时候，中统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面对这种情况，国民政斧不采取种种的拦截措施，就真的怪了。
除了西北联大师生的遭遇之外，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兰州大学、同济大学等一些列学校的教师和教授，都走的很困难，相比之下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还有浙江大学因为地处云贵，靠近滇缅走的还相对容易一些，那位云南王不知道收了什么好处，或是出于什么心思，也在途中提供了一些帮助。
除了因为身体或是家人的原因，从渝城走的人受到部分刁难之外，大部分人走的还是比较轻松，大部分人直接从云南出境后，便有汽车來接，直接到缅甸港口，乘坐苏联或是美国的轮船抵达海参崴。
福建地区的厦门大学好一些，但是一路上也遭遇到了不少的艰辛，反倒是从沦陷区走的教会大学的人，以及从靠近香港的中山大学等位于靠近香港的广东大学，或是一些地方专科学校走的人，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凡是迁往国统区，尤其是迁往西北与四川的诸多学校，沒有一个教授，甚至学生走的能够顺顺当当走的，一路之上被扣、被查的比比皆是，这种情况之下，谁敢说让这些大学迁移到东北來，眼下将关内的大学迁移到东北來，简直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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