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偶尔上供孔雀、香药等物，税无定法。而且自从诸侯讨董以来，因为董卓、李傕无力顾及偏远，所以这些地方事实上已经三年不曾朝贡朝廷了。如此一来，即使他们臣服大王之后，改行租庸调制，其负担还是比目前加重的，百姓未必会欢欣雀跃……”
赵云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汉朝对于荆南最南边的山区郡，以及交州等烟瘴隔绝之地的管理弊端，因为太远，事实上羁縻统治，就形成了进贡没有常规的毛病，遇到个州牧铁腕强势一些的，行政征收能力强，就多收一点香料珍珠孔雀，行政能力差，可能连续好几年不给中央政府财物。
而行政征收能力强的，往往还激起民变。
灵帝的时候之所以派朱儁来平定交州梁龙之乱，就是因为当时的交州官员巧立名目、假借朝廷名义收珍珠收多了。
历史上后来东吴派陆绩、步骘这些人羁縻交州的时候，又因为征收孔雀收多了，也激起叛乱。
李素听了，却不同意赵云的看法：“当地百姓目前的低负担，是建立在朝廷的无政府状态下的，不是长久，难道就因为这几年不用进贡，未来就要一直目无王法么？
其次，朝廷不要他们上贡，我不信这几年当地的郡守、县令就不问百姓收税了不成？地方官员的俸禄、军队的军需，各种地方行政日常开支，哪个不是从百姓那儿收来的？没了朝廷的贡品这一项，官员的搜刮未必会减轻，说不定收得更多，差额部分中饱私囊罢了。
行了租庸调法，才能让百姓对未来的税负有个稳定的预期，知道未来几年要交多少税，而不是凭朝廷心情好恶或者地方长吏刀兵是否锋利临时决定。
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让百姓明确预期要交多少税，也是使之有恒产恒心的要务。”
这几句话如黄钟大吕，让赵云颇感启发，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一开始想得理想化了。
主要是赵云本人太廉洁，这就制约了他和贪官斗争的想象力。他自己觉得“我当太守的话，如果没有朝廷逼着我收税承担贡品，那我肯定不会多收这块钱”，他哪里想得到其他贪官的实际做法正好相反。
也只有李素这么奸这么洞悉人性的人，才能一秒钟就看穿“贪官才不会因为朝廷不问我要，我也不问百姓要”呢，欺上瞒下两头吃，简直是家常便饭有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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