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工作不好干,还是当企业家自在。”基诺斯说,“我的祖父出生在德国。二战期间,祖父祖母带着我少年的父亲和姑姑,逃到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大使馆非常慷慨,一下子按人头给了四张签证。他们四个人先到了中国的哈尔滨,后来坐船到了上海。我是在上海出生的……”
“慢着!你母亲是谁?”
基诺斯一笑:“瞧你想哪儿去了,当然也是一位流亡的犹太姑娘。”
“怪不得看不出你是混血儿呢。”
“不过我的语言是混血的。”基诺斯说,“我的中国话也是在上海学的。你在无锡生活过,你听我的汉语有没有上海话的腔调?”
“嗯,怎么说呢?上海话比较软,你的话比较硬。”
“那是因为舌头硬。或者是——”基诺斯得意地说,“底气比较硬。”
谷建邦心想:“黄瓜条大小的国家,还底气呢。”
谈到设备,基诺斯说:“我制造设备,你购买设备,等价交换,各取所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办企业就是为了赚钱。‘钱会给予我们向神购买礼物的机会。’但是,我的朋友,你应该知道,向中国卖成套设备是要报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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