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唯一一个这麽想的人。
隔天一早，王致远就传讯给我，约在一间24小时营业的平价简餐店碰头。他的语气罕见地急促，显然不是单纯想聊聊近况。
「柏宇，我们得反击。」他一见我就开门见山，「我这边有人愿意帮忙，前提是——我们得让社会知道真相。」
「记者？」我问。
他摇头：「不是主流媒体，那些根本不敢碰。是一群记者，他们专门揭露政府打压、企业黑幕……只是不太安全，会被盯上。」
我沉默了一会儿。这不是轻率的选择，一旦踏出去，代表我们要从「被打压的对象」，转变成「主动揭露的人」。风险会加倍，甚至更多。
「我们能保证他们安全吗？」我问。
「我们不能。」他答得很快，「但他们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他们存在的意义。」
我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我们在一间改装过的地下书店会面。记者三人，有男有女，年龄介於三十到四十之间，神情警觉却坚定。
「你们的资料，我们会调查、核实，然後用我们的方式发出去。不见得会有立刻的爆炸效应，但能造成多大的波澜，取决於你们的勇气和准备。」为首的女性这样对我说。
我把一个U碟放到她手中。
「这里面是我们掌握的三件事：某建设公司非法破坏湿地、台电某高层涉嫌压下核废料检测数据、还有……一份我们内部截获的监控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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