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四月，麻将桌上就已有了杜聿明将来徐州赴任的传言，但直到夏天，正式的消息才传达下来。这正好是战事较为紧张的一个时间段，他活像一个“空中飞人”，南阳、开封危急时他飞去郑州，开封“收复”后短暂地经过徐州，又回到南京去汇报。而对于在徐州驻守的人来说，副总司令每日的动向相比之下毫无关注的必要，因为战况最胶着、最危急的时刻，徐州已经几乎人人自危，司令部甚至暗中下发通知，嘱咐各部参谋收拢文件，打包装箱，时刻准备撤去蚌埠。
麻将桌上的情报交流也因为前线的战事而短暂地停滞了一段时间。报纸上所记述的自然都是大捷、大胜之类的讯息，军医处的那些小姑娘们却说，邱清泉虽然救出了黄百韬不假，却又眼睁睁看着区寿年被歼，这事使南京的蒋总裁大为光火，恐怕他要有很大麻烦。阮静秋承认自己在这事上很偏心，可就算从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五军在这场仗里也算尽力了，否则非但区寿年兵团不保，黄百韬也要一起完蛋。她想这事在邱清泉那里只会引起更大的波澜，那几日杜聿明奔波于南京和徐州之间，应当也是在为这件事开解说情。在随后召开的战役检讨会上，黄百韬获颁了一枚勋章，邱清泉则遭到了撤职处分。这事一尘埃落定，松了一大口气的刘峙就立刻找到了热闹庆祝的理由，一面说是为杜聿明补上迟来的接风，另一面又说是感谢徐州同仁的共同努力，总之，杜聿明从南京回来的当天，便被他张罗的晚宴给拉去了。
阮静秋往常也逃不过这类场合，但恰好赶上每月清点药品库存并对照账目，她得以理直气壮地缺席宴会，独自守在司令部的军医处库房及办公室里。这类琐碎工作最是磨人，小姑娘们总是相互推诿，做起来又容易缺漏，后来就干脆由她单独承包。只是近来她的工作效率实在很不乐观：夜间的噩梦来得越来越频繁，且她似乎能记起一点梦中的内容了，有时是自己在封冻的水面下不停地游，却始终找不到出口；有时好像拖着什么东西或人艰难地行走，每一步都要耗尽全身的力气。觉睡不好，白天便常常精神萎靡。
她有时也试图想一些劝杜聿明和邱清泉起义投诚的办法，毕竟郑洞国那样被部下挟持投降的都能免于牢狱之苦，他俩要是能在合适的时机弃暗投明，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吗？如此一来，没准他们之后还能为装甲部队的建设发展作出很多贡献呢。可是，每当工作告一段落，她坐下来打算好好思考语言艺术的时候，偏头痛就会精准无误地找上门来。她吃止痛药、抹中药膏、敷冷毛巾全不管用，只差拿斧子劈开脑袋，心中因此越发恐惧，怀疑这是不是某种不可名状的力量在暗中阻止她干涉历史。时间一天一天流逝，她的满腹心事无人可说，愁绪与担忧却与日俱增，她想，如此下去，恐怕不到陈官庄，她就要被自己给逼疯了。
清点工作才过半，外头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院中四下无人，她出门走了两圈，还是觉得胸口发闷、头脑昏沉，不得不点了支烟，想借此提一提精神。
一辆福特轿车停在门口，杜聿明及尹副官先后从车上下来。双方离得不远，恰好从他的方向吹来了一阵风，风里卷着一些淡淡的酒气。她连忙把手背在背后，心虚地掐灭了手里的烟头，但风又忽然改了方向，于是一股子烟雾便从她身后袅袅地升了起来。
杜聿明走近了几步，打量着她道：“我竟然没有发现，你什么时候还学会抽烟了。”
其实是在印度学会的——那时候，大伙心里一半装着枉死在野人山中的袍泽手足，一半装着远离家乡的思念与寂寞，白天拼了命地训练学习，晚上便依靠香烟来排解一丝丝愤懑与乡愁。廖耀湘不抽烟，刚到东北的时候日子也过得简单，她因此很少想起这个不健康的爱好；后来兜兜转转沈阳和徐州，烦心事越来越多，烟就抽得越来越频繁。但他这位老烟民又有什么评判她的资格？他自己的肺结核迟迟未愈，不也从来没提过戒烟的事情。她耸了耸鼻子，感觉他身上的酒气不算难闻，还带着一丝丝果香——大概是刘峙又向他极力推荐了自家洋行进口的红酒。
杜聿明看她没有立即回话，好像颇为意外，但也没有多说什么，径直往院内走去。阮静秋自然转个身，乖乖地跟在他身后，同时借机和尹副官耳语：“长官怎么没去公馆住？”
尹副官悄声答：“司令说，明早还有公务，索性就在办公室里搭张行军床，对付一晚上得了。”
阮静秋说：“往常刘总司令办宴会，军医处向来都会提前熬一锅解酒汤备着，今天的还没动过呢。我去趟厨房，把解酒汤热一热，端两碗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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