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问：“什么事情？”
阮静秋难得打开了话匣子，她深吸一口气，语速飞快地说：“为了救人，我留洋去学医，又为了救人，我中途回国走上战场。这么多年，我以为自己已经救了很多人，可现在才发现自己远远还做得不够。这身军装究竟有什么用？我尚且没有能力让一个孩子有饭吃、有学上，而我也不能拍着胸脯保证，我救治过的军官士兵当中，没有一个人变成了溃兵劫匪，洗劫了别人的钱物、残害了别人的父母，毁掉了这些孩子的家。我会不会曾经救错了人？又或者，学医救人这件事原本就是错的？”
这话其实是十分危险的，假如别的长官听了去，恐怕又要把她按“赤色分子”那样抓起来严刑拷打。但杜聿明认真地从头听到了尾，随即答道：“我不这样想。评判一件事的标准，不该在于结果，而很大程度上应当在于做这件事的人想法如何。医生的原则是‘一视同仁’，救治病人并不以他做过怎样的事或是个怎样的人而有所分别，否则你不是一样要为生死而感到无力和痛苦吗？更何况，被你救治的人假如犯了错，那么他应当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和法律的惩处，怎么能够说救治他的医生是错的呢？”
她方才的那些感慨原本也就是意气之语，深究起来在逻辑上站不住脚，更不可能驳得过他。她仍然不太好受，但一时也无话可说，低声道：“我随口胡说的。”
他叹道：“听说你这阵子休息得不太好。与其想这些烦忧的事情，不如让脑袋里静下来。”
谈何容易——她瞄了他一眼，他自己恐怕也办不到呢。
回到公馆，其他事情也好开口了，阮静秋和杜聿明说：“我仔细地想过，我还是尽快去徐州上班吧。”
他愣了愣，正想说话的时候，忽然咳嗽了起来。天气还没有转暖，他专程出来找她，回程的路上又闲谈了一阵，自然吸进了不少冷气。这会儿回到烧着炉子的室内，冷热猛然一激，咳嗽便停也停不下来，他一面掩着口鼻想避着她，一面又咳得腰背都弓下去。
平常她绝没可能自己搀得动一个大男人，这时候情急，力气也大了许多，连忙半搀半扶，几乎把他拖上了沙发，又在屋里一圈飞奔，找来了热水、止咳药、手炉和毛毯。杜聿明歪歪斜斜地半躺在沙发上，就着她的手喝掉了半瓶盖糖浆，而后怀揣着手炉，身裹着毛毯，鼻尖微微冒着热汗，半睁着眼睛，有些笑意，又有些无奈地看她：“好像……也不至于这样。”
阮静秋说：“总比你咳嗽得难受起来要好多了，是不是？”
尽管是半躺着的，但他有意稍微调整了姿势，得以平视着她。又歇了片刻，他缓过气来了，方才咳得晕红一片的脸色，也和缓了些许。他于是接着说道：“你刚才的话还没讲完呢。”
阮静秋坐在地毯上，哽道：“不讲了。”她只顾着那些没有头绪的纠结，把自己的责任抛在脑后，完全忽略了他还是一位病人。甚至就在刚刚，她看见他出来，却没有想起外头天寒地冻，她本应该快些催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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