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日，陈诚抵达沈阳，转天便在司令部召开会议，当场查处了数名有贪污枉法之嫌的军官，几位行政主官也因办事不力而遭革职。其中，有极个别据说情形恶劣的，竟被当场处以极刑，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给。随即，一连串的惩治贪污受贿，清查军备私产等举措由司令部迅速地开始向下执行，其严苛程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几乎从早到晚都有人不停地被从司令部里拖出，更有不少人前一天还身居高位，第二天就变成了阶下囚。
沈阳司令部一时间人人自危，有些四处寻找门路想保个平安，有些则想方设法转移接收东北时私吞的汉奸资产。前线的将领们也不免受到了一些波及，才在四平之战中获得嘉奖，即将升为兵团司令的陈明仁忽然之间被撤去了职务，调任南京做参谋的闲差，缘由据说十分复杂，还与美国人有关，司令部私下为此有不少稀奇古怪的传言和议论。
愈发紧张的空气让军医处的日常工作也变得十分难熬。军官们越来越少在上班时间求助于军医处，阮静秋独坐在这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既不能不叫自己胡思乱想杜聿明现下的处境，更常觉得被人盯梢得毛骨悚然，有时便从办公室离开一时半刻，在院外临着的一片林子里走一走，抽两支烟排解烦闷。这天中午，她和往常一样借午休时间出来散步，一支烟才抽到了一半，忽然觉得身后多了两道影子，回身一看，两个穿着便装的年轻人站在不远处，对她说：“阮医生，我们站长想请您去喝杯咖啡。”
这话与自报家门无异，她之前也早就留意，保密局沈阳站的人近来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司令部附近了。他们要问什么呢？进入东北以来，她只和杜聿明、廖耀湘及他们身边的几位副官打过一些交道，郑洞国与孙立人至多是点头之交，邱清泉远在天边，更是跟他们八竿子也打不着。她飞速地在心里盘算，觉得这番动静不会只是蜻蜓点水，这事十有八九要为杜聿明惹来麻烦，而她一直贴身带着的那张合影，很可能成为最无可否认的一件“罪证”。
跑是跑不脱的，她只能借口内急，请他俩一同回一趟司令部，解决好个人问题再跟他们走。可办公室也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能用来藏照片，她急中生智，只得先将身上的风衣内里撕开一个隐蔽的口子，把照片塞进衣服夹层之中裹好，而后用针线迅速地一缝，这才穿上衣服，出门对他俩说道：“可以走了。”
既然名义上是请去喝咖啡，他们一路上还算客气，没给她戴上罪犯似的枷锁手铐。在此之前，阮静秋从现代的影视作品中短暂窥得过一些这类特务机构的非人手段，可即使已有了心理准备，当她被领着走进这幢豪华别墅的地下室，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听见两侧的牢房不时传来囚犯的惨叫与哭喊声时，还是不能不为此而感到心惊胆战。这些凄厉的叫声萦绕在她耳畔，使她觉得目力所及的一道走廊仿佛漫长得走不到头，在停下脚步时，她已经能感到自己的全身都在发抖。
一扇门在她手边打开，她精神紧绷，几乎被这轻微的动静吓得原地跳了起来。两个年轻人向她示意：“这是我们滕站长。”
她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去，在这位滕站长对面坐下。同时，她忍不住打量了一下屋内，这间屋子好像并不是牢房，但也不像是办公室，四面八方都是斑驳陈旧的墙壁，中间只有一张桌子和桌上的一盏台灯。有人端来了一杯咖啡，她不敢喝，也不想直视对方，只好盯着杯中冒出的袅袅热气。
保密局沈阳站新任站长滕骥是随着陈诚的大驾一同来到任的，与那些闻名后世的同僚相比，他是个与大多普通人相比没什么特点的长相，大概从事他们这种工作的，相貌平平反而是一种必要的素养。他起先表现得很和蔼，说：“阮医生不要紧张，我们请你来只是想问几个问题，你回答后自然就可以回去了。”
阮静秋点一点头。
滕骥问：“你是什么时间来东北任职的？”
阮静秋答道：“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初，我随新六军军部从芷江一起北上抵达葫芦岛。两个月以后，依照司令部所发来的命令，我从新六军调动到沈阳司令部军医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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