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来，她并不再需要因为可能背上逃兵的骂名而惶恐，因为在杜聿明看来，她大概已经确实是一名逃兵了。
因此，直至已经踏上开往沈阳的军列，她仍然不知道，这纸前往沈阳的调令，对她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报恩？她确实还欠着他的恩情未及回报，可临阵脱逃的事摆在面前，他还会稀得她的回报吗？——那是提携？但她家世平平，留洋时中途而废，更不算名校出身，哪有什么提携笼络的必要？——因此就只剩下惩处了，想来她这样的无名小卒也配不上被押往南京的军事法庭进行公审，假如最终由这位昔日的长官来亲手了结她的性命，她也没有任何怨言。
可这样想并不能使她好过多少，反而与车上的颠簸摇晃一起，让她一路上都吃不下睡不着，偶尔打个盹，还有噩梦阴魂不散。抵达沈阳之后，她偷偷对着路边的一扇车窗打量自己，简直是面黄肌瘦，眼窝深陷，形容憔悴，面貌可怖。不及休歇，下火车后，她就拿着那纸调令，惴惴不安地前往沈阳的保安司令部报到。
令她意外的是，沈阳司令部的直属上级，这位姓张的主任好像并不在意她从哪儿来，也不在意她姓甚名谁，而是很缺人手似的，一见面就给她安排了一大通采买的活计。她瞧着他飞也似地写下的那一大串清单，大多都是常见的医疗备品，和常需要替换的一些纺织品之类。因此觉得很是奇怪，从各地往东北运兵的这么大功夫都费了，怎么这些东西却要人实地去采购呢？话还没问出口，转念又想，横竖都已经是在打仗了，仗打起来，不管预备了多少的东西，都总是不够用的，多买一些也没什么不好。
看他十分着急，一再地催促，她只好暂且把行李寄存在办公室，先跑去购买东西。从火车站赶来的时候，她心里全是不安，并没注意到街道景象如何，这回来到市场，才着实为眼前的景象吃了一惊——街道上停了几辆军车，店铺间有许多苏联士兵忙着搬运各种货品。店铺掌柜们从士兵们手里拿了钞票，但看上去并不高兴，止不住地唉声叹气。
在抢货的劲头上，她可远远不能跟这些苏联人相比，只好见缝插针，从这些人高马大的人群中间往各个店铺里钻。但挑选好几样东西，付款时又遇上了大麻烦，现下东北的货币系统简直和市场一样乱作一团，一面是日本人留下的满洲币还在使用，一面是苏联士兵们强行用来抵价的“红军票”，唯独没有政府自己的法币在市场上流通。而且，这几种货币之间兑换的比率也是五花八门，她跑了几家店，发现折算下来，同一种货品在不同店里所需要的花费竟然有高有低，完全不一样。
但空着手回司令部必然是不行的，她身上没有满洲币和苏联军票，不过现大洋和美元总归是硬通货，清单上的物品艰难地买齐了一多半，至于怎么报销只能以后再说。这时就显出一个小军医的无奈之处了，临出门时，张主任说司令部军务繁忙，车子不能配给她用，言下之意自然就是叫她肩扛手提，做一回大型人体拖拉机。而她又很不赶巧，一连被两位阔太太先一步叫走了黄包车，于是只好一手各拎两个大口袋，一边胳肢窝又夹着一大提敷料，被这一大包东西坠得被迫用鸭子走路那样的方式，才磕磕绊绊、断断续续、气喘吁吁地走回了司令部里。
走进院内，还不及去找张主任复命，背后先传来汽车喇叭声，急促地响了两下，好像在大声指责她挡了人家的路。她知道这必定是要人的座驾了，连忙又夹着提着东西，鸭子步走到路的一侧去，给车子及车子里的长官让开通道。过了会儿，车子的引擎声停止，传来打开车门的响声，她想偷偷看一眼来人，但夹着的那卷东西这时却止不住地往下出溜，害她拼命缩脖子缩肩膀才把它稳定住，自然也没工夫再转头乱看了。
正在这时，车里的那位要人似乎终于现身，皮鞋踏在地上，发出极轻，但又清脆的一声响。
这声响好像敲在她耳朵旁，或者脑袋里头一样，她一下子就屏住了呼吸，也不知为什么，忽然就产生确切无比的预感，一定是他回来了。
她万万没想到与自己的前长官兼未来长官会面会是在这样狼狈的状况下，也仍有些担忧他会对她之前的落跑兴师问罪，一时间慌乱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她在这样的时刻，又很有些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主张，在那双皮鞋一步一步地靠近，甚至眼睛的余光已经看到军装的裤腿和大衣下摆的时刻，还在内心里对自己默念：我现在可是一个面黄肌瘦、形容憔悴的人，他能认出我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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