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北方政权来说,襄樊失守,则南阳危。南阳危,则黄河之南无凭,河南之地尽失,中原唾手可得。对宋军来说,兵锋可直指大都,侧击可得陕甘,隔断川蜀。如今仅为避水患就轻易放弃樊城,重新为敌所拒,使得襄樊可以得到河南之敌的增援。

        

        张霸舍樊城而驻邓城的举动更是将自己置于三面受敌的险地。至于邓城,赵昺也并不否认其的军事价值,但是其的价值只是体现在战术上的,而对当下宋军攻取襄樊的战略上影响有限。

        

        在宋室南渡之前,邓城其实只是一个樊城外普通的一个村庄。南渡后随着作为京西重镇的襄邓地区不仅成了南宋重要的军事屏障,而且成为宋金对峙的边境地带。绍兴三年,襄邓地区被伪齐将李成所得,刘豫在此建立“大齐”傀儡政权。绍兴四年,岳飞率军一举收复襄阳六郡。

        

        由于南宋对金人入侵的态度采取的是“议和为主”,而襄邓地区被岳家军收复后,金兵一时拿不下襄阳,襄邓就成了宋金对峙的地区,而襄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日渐凸现,“省邓城入襄阳”已是大势所趋。南宋随后将邓城设镇。

        

        但是邓城最终是作为宋金物资交易的互市榷场,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辖。场内贸易由官吏主持,商人须纳税、交牙钱、领证明文件,邓城自此人口密集、商贸繁荣。宋朝如此一方面方便了双方的物资交流,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目的,达到“以求和解”。

        

        蒙元爆发战争后,襄阳再次成为争夺的焦点,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贪图钱财,收受贿赂上书恢复榷场。从而犯下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错误,他竟然允许蒙古军在樊城外置榷场。于是蒙军很快的就进筑起了堡垒,一下子就断绝了襄阳的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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